關於台大校長遴選爭議蘋果日報三篇論壇文章分享

一、林正二：台大校長遴選爭議背後真正的問題是

林正二／退休駐美外交人員

此次台大校長遴選爭議，本是單純的是非與適法性問題，在健全的公民社會國家，社會各界應可理性論辯，確實釐清爭議。然而，在台灣這個只看政黨顏色、不問是非對錯的「理盲」社會，此事卻已淪為政治鬥爭，模糊了事情焦點，卻因此更凸顯了台灣必須藉由各級學校的自主及公共社區的營建，打造健全公民社會的重要性。

此次遴選爭議是很明顯的程序瑕疵，嚴重影響了選舉的公平性。此事在有健全公民社會的國家，主辦單位不管是遴選委員會或台大本身，面對社會責難，必定公開道歉，並深自檢討遴選過程中的缺失，立即採取改正補救措施。

然而，遴選委員會卻以管爺選前即已經過台大核准擔任獨董，乃公開的資訊，以及遴選規則未規定要登記私人公司職務，來迴避外界不公的批評。這種搪塞之詞非常不負責任，而且不符合邏輯。

而國民黨及親藍媒體也因管爺明顯的藍營色彩，藉由民進黨團對此事的介入，假借「大學自主」的名義，猛烈抨擊執政黨「政治干預學術」，卻閃避了遴選的公正性與適法性；不少只問政黨顏色，或邏輯不清楚的民眾甚至大學教授，也跟著在野黨起舞，責罵民進黨破壞大學自主。

由於管爺未在學「經歷」表填報其獨董身份，遴選委員怎可能知道管在台大哥大擔任獨董，因為遴選委員不可能也沒義務透過所謂的「公開資訊」去查詢管爺的其他職務，但遴選委員會有義務要讓每位遴選委員了解每位侯選人的重要「經歷」；而蔡明興又是台大哥大的副董，必須接受獨董的監督，兩者有明顯的利害關係，已破壞此次選舉的公正性。再者，如果管表露其獨董身份，原本選他的委員不一定會選他，他還會拿到多數票獲勝嗎？

台灣長期受到國民黨的威權統治，強力管制大學、中小學教育，實施黨國ㄧ體的ㄧ元化教育；而民進黨贏得政權後，又忙著分享執政資源，並以立即有明顯執政績效的政策為施政主軸，只革除了黨國教育，卻忽略了藉由獨立自主的教育體制與開放的多元化教育機制的打造，培養國民的獨立思考能力以及遵守法治的習慣，以建構健全的公民社會。

由於台灣長期不當的教育，解嚴後台灣民眾普遍只願享有言論自由與政府的福利措施，卻不願負責任，不管個人私利及理念是否凌駕公共利益，一味地蠻橫抗爭，踐踏法律與破壞公共秩序在所不惜；在野黨與媒體也為了反對而反對以及製造新聞或政黨立場，以偏頗煽情的手法，用「以偏概全」的方式，完全否定政府的公共政策；一般民眾因長期的一元化教育，無法全面性思考問題，常被媒體與社交網路牽著鼻子走而不自知。在這種濫用自由民主，無法理性討論公共議題的社會，無論哪一黨執政都無法順利推動政策，嚴重影響台灣的前進發展。

此次台大校長遴選爭議，背後所彰顯的就是上述台灣沒有健全公民社會的結構性問題。教育是百年立國大計，台灣必需經由教育長期、徹底的改造，方能建構健全的公民社會。鑒此，建請小英總統及賴院長派員去美國深入考察他們如何透過中小學獨立學區的打造以及學校跟社區的連結，來推動教育並建構公民社會。

美國各學區所有的公立中小學都是由該社區民眾每年高達30幾萬元台幣的房屋税所建造並支付教職員費用，故學區總督每幾年必需發表如何加強公立學校教育的政見，由當地民眾選舉產生，而後依照居民的意見，督導各學校董事會的校務運作，包括校長的遴選、監督與教學方式的改進等，民眾都能透過總督的定期選舉，參與教育的改進。同時當地政府以及所有的公立圖書館、美術與歷史博物館、藝文館及相關的藝文展演與演講座談暨當地公共政策等，都透過獨立學區的運作及跟地方政府的合作，經由網路告知民眾，讓居民了解與參與。藉由學校的開放式教育引導學生，以及社區民眾對教育、公共政策與藝文活動的參與及討論，公民社會很自然的產生了。

因為美國中小學擺脫了政府僵固的管制，因而能獨立發展，建構獨立發展的機制，有了穩固的根基，大學更能獨立自主。這是為何加州及全美各州公立大學，雖然很多經費由政府補助（部分靠募款），但仍能透過由學界領袖、社會公正人士與傑出校友等組成的「攝政委員會」（Board of Regents)之監督及跟州政府的協調，獨立發展校務，不受政府約制的主要原因。

鑒於台灣的人力素質越來越低落，以及嚴重的理盲社會結構，蔡政府面對未來的少子化趨式，必需有高瞻遠矚的視野，以10年為期，擬訂重建教育體制及改革教學方式的短中長期教育政策，並增加一倍的教育經費，以全國優質小班制開放討論的教學方式，全面培養中小學生的獨立思考、創造能力，以及養成負責任、尊重他人意見、如何存異求同的合作精神，同時將學校、公共設施跟社區密切連結。果能如此，十幾年後，台灣民眾的素質將顯著提升，得以建立理性的公民社會，奠定台灣永續發展的根基。

二、陳竹上：遴委會結論將導致台大校長重選

陳竹上／大學副教授，台大校友

大學自治必須立基於國家法律，通常在自律的基礎上發展特色。台大校長遴選爭議至今未熄，顯然必須回歸法律規範。遴選委員會前日討論管教授當選疑義，會後召集人說明的第一點即表示：「針對管中閔未揭露獨董身分，遴委會認為此事對於遴選結果有無影響非本會所能推論，亦難認定有影響」，依法此一結論很可能將導致台大校長必須重選。

教育部對於大學校長遴選結果的核定，具有行政處分的性質，相對人或利害關係人可以在訴願後，向行政法院提起撤銷訴訟。《行政訴訟法》第200條規定：「法院若認為原告之訴雖有理由，但案件事證尚未臻明確者，應判命行政機關遵照其判決之法律見解重新作成決定。」台大遴委會上述結論既然已經認定：管教授未揭露獨董身分，對於遴選結果有無影響無法推論，本案便處於「事證尚未臻明確」的狀態，行政法院依法極可能撤銷原程序，要求除去瑕疵後重新辦理。

筆者曾經向科技部申請研究計畫，因為審查委員之一誤算計畫件數，筆者依據《行政訴訟法》第200條，向行政法院主張此一誤算的瑕疵導致「申請案是否受影響，事證尚未臻明確」。行政法院調查後也認定確實有誤算，於是撤銷原處分及訴願決定，要求科技部除去錯誤後依法定程序進行重審（台北地院103年度簡更一字第10號確定判決）。

台大校長遴選要點已規定：「遴委會應對候選人進行資格審查，必要時得請候選人提供補充資料或說明」，行政程序法也明定：「行政機關應依職權調查證據，不受當事人主張之拘束，對當事人有利及不利事項一律注意。」為此，教育部宜先確認台大是否善盡法定義務，並參照遴委會昨日結論及《行政訴訟法》第200條之司法審查原則，進行行政判斷。大學若終究必須以他律取代自律，則自治恐怕更將有名無實。

三、中研院前副研究員：從國際學術立場請教管中閔先生

莫寄屏／中研院經濟研究所前副研究員、美國康乃爾大學經濟學博士；曾至哈佛與史丹佛大學經濟系、麻省理工學院應用數學系、英國劍橋大學三一學院等地任訪問學人

我是經濟學家，與管中閔先生同行，我們都從事於國際學術界高標準的學術研究。台大校長案演變至此，我深刻認為──身為中華民國國民──我有責任將我與管先生17年前的一個「事件」向全國民眾做清楚的報導；尤其是學術界，尤其是台大教授與學生。

首先，我必須鄭重指出：國際學界有非常嚴格、高標準的作業倫理。對於越界完全是零容忍。但是台灣大體仍屬於新興學術區域，過去許多學者仍習於犯規，甚至，還有不少知法玩法、頗有小聰明的不肖份子。而由於某些學界，過去的基礎太不夠穩固，就讓此輩有混水摸魚的大好機會，來攫取資源；又有附冀者其供其使喚，成立山頭；甚至，山頭與山頭，互相串連，形成了龐大的集團。本案的背景，冰凍三尺，實非一日之寒。好在本文重點的事件，並不複雜，且有白紙黑字之證物，可以做清楚完整的了解。這只是第一步。如能好好處理，將會讓目前學界裡不夠正派份子，有所警惕。這是本文的基礎立場。

本文底下分兩部份。第一部份，是此事件的背景介紹。此時管中閔先生與我毫無瓜葛。但我工作單位出現了問題。這部分並不單純；我盡量化簡的處理。而交代過背景後，本文的主角，管中閔先生，就可以出場了。這是第二部份。

我1987年回中央研究院經濟所任職副研究員。我發現這單位成員的來歷很雜。研究員裡，拿經濟學博士學位者是少數，不到50％。另外，又有各式的學位：經濟相關學科，如農業經濟、都市設計等；也有非經濟相關學位，如歷史、社會等；也有沒有博士學位者。此時，經濟所的學術研究尚處於沉睡階段。絕大多數的同仁只想以中文撰寫研究成果。然而，從我來此之後，研究風氣丕然有一重大轉變。在我之後來經濟所的年輕同仁都有志於接受國際學界更高標準研究的挑戰。

我來經濟所後沒有多久，所方管理階層開始發展出一種硬性的點數制「內規」，以此來做升等續聘的依據。當時就產生了極大的爭議。如今，我回憶往事，才赫然醒悟到吳大猷前院長的妙喻──關起門來作皇帝──的精義；因為經濟所的內規制正就是一個「關門皇帝制」的具體案例。這內規完全決定了所內同仁研究成績的評定。而且這內規，有如一扇大門，將國際學界所有可能審評意見的影響力完全關在門外。

這個點數制公式的創建者，權力當然極大。一般所詬病的「球員兼裁判」算什麼？這位球員（他比我還年輕）不但兼裁判，還兼球賽規則制訂者，並兼訂得分計算法，而且，他還隨時可以動態調整這一切規則。這不是「皇帝」是什麼？（所以，他後來得總統獎。我個人認為他真正有原創性貢獻的發明，是「球員兼皇帝」）

1994年與1997年，我接受了所裡兩次的考核。根據內規，我被判定為「沒有資格提升等，只能提出續聘」的次等級人員。考核時，我可以提出我所推薦的評審。（這是當時所方對院方的承諾。）1994年那一次，委員會採納的是位具有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資歷的哈佛教授。他的評審報告，洋洋灑灑寫了3頁。〔見註1〕非常詳盡。對我則相當的器重。

1997年那一次，採納的是位諾貝爾經濟獎得獎主。其實他是學界的天王巨星。他的報告，只有一頁。但境界頗高，非一般學者所能寫出，令人佩服。他也非常支持我。 〔見註2〕

我如今重讀這些資料，頗有感慨。這兩份來自國際最高層級學者的評審報告──國際學界評定學術成績的主要工具就是這種報告──真是非常珍貴的資源。然而，在經濟所有任何實際意義嗎？幾乎完全沒有。它們已經完全被內規架空了。（真是暴殄天物。）

另外，從最善意的角度而言，我們這種低階人員也只是被變來變去的內規當實驗的白老鼠罷了。毫無學術人權可言。

這內規制，實行了幾年後，反淘汰現象非常明顯。大致而言，一些拿非經濟學位者（這種學者還不算少）者、博士學位系所排名中後段班者、發表學術論文於國際中後段期刊者、寫中文研究論文者，皆順利過關。而拿菁英學校經濟學博士學位者、論文發表對象為菁英期刊者，皆紛紛出局。

以上，背景介紹完畢。進入第二部份。

1999年管先生轉來經濟所。他對前述現象，視若無睹。他反而相當贊成經濟所的內規制。有次經濟所所長、他、以及我的三人會談場合，就聽他暢談他對內規制的肯定。主要因為它具有「行政有效性」的優點。

我個人認為，在經濟所的那種狀況下，任何有點熱血，有點改造社會志向的年輕學者，都會有點改革之意。當然，另有一大類的人是純利益取向，其處世方向是與既有權勢者結合。另外，任何有點經濟學常識的經濟學家，看到我前兩次受考核的資料，都會覺得這點數制有嚴重問題。總之，管先生來經濟所以後，採取這樣的保守路線，明眼人對他的價值觀取向應就可以看出些苗頭了。

這些都其實很正常。但管先生的特殊性，在於他會做出一般人不太會、或不太敢做的事。

2001年，哎，我還是劣等級人員。這一次，管中閔先生是我續聘委員會的召集人。這次的續聘委員會沒有接受我所推薦的國際評審，也沒有去尋找替代的國際評審，我得到是5份以中文撰寫的審評報告。很抱歉，我必須說這些評審根本沒有足夠的資歷來瞭解我的數學工作以及理論的分析。所以，我無法接受。

而我更無法接受的是：管先生深受學界矚目的最重大原因是他畢業後在美國知名大學任職數年，大家都期望他能把國際學術高標準風範帶回國內；而連經濟所的保守勢力就算架空了國際審評，至少還知道必須要讓這個花瓶放在那兒做一擺飾；而管先生居然就直接開倒車的把花瓶拿走了，簡直是把原本就很難看的關門政策弄到更密不透風。

任何熟習國際學術界規矩、任何好好了解本文前面以及註腳所提供的資料的學者，都應該會同意，這個續聘委員會，尤其是召集人管中閔先生，有嚴重違反國際學界評審作業基本原則之嫌。我要公開的向管先生請教：您的解釋理由為何？

我這次的續聘沒有通過。隨即，有兩封支持我的信件寄到中研院高層。一來自諾貝爾經濟獎得主，一來自美國藝術與科學院院士。這位院士剛好任教於管先生拿博士的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也正是我所推薦的評審（管先生居然不採納）。

這位院士在信中提出了一針見血的觀察：「我密切注意莫博士的學術工作已超過10年以上時間。以我之見，他是經濟所最強（foremost) 的研究人員之一；而在我的研究領域──我認為這不是個小領域──他為經濟所帶來的國際信譽超過任何一位其他同事。 」〔見註3〕這位院士對經濟所並不陌生，他曾擔任經濟所前助理的博士論文指導教授，他也來過經濟所短期訪問，他當過系主任，熟習學術行政。而且，顯然他對經濟所的學術狀況已經做過功課。

這樣層級、有白紙黑字為佐證的資料，來肯定我研究工作的價值。他們來自如下資歷的學者：諾貝爾經濟獎（5人；其中兩人也得到科學獎章，1人自由獎章）、數學費爾茲獎（1人；科學獎章）、美國國家科學院以及美國藝術與科學院院士各1人。作為1個學術界的老兵，我有時自我陶醉的幻想，這些就是我多年在學術界艱苦作戰得來的「勳章」。

我最後還有個公開問題要向管先生請教。在台灣學界，我是階下囚，君是座上客。而我能提出上述8枚勳章，請問：您能拿出多少這種層級的資料？我想當然是不勝枚舉了吧。假如您確實能拿出比我更漂亮、更多的資料（來自美國國家藝術科學院或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及以上層級），我佩服您。我也願意到監察院撤回我對您的控訴。然而，如果不能的話，我想您自己也應該知道應如何辦了吧。

註1： “Dr. Mo is a deep thinker, who thoroughly understands some of the most recent techniques in discrete mathematics…there he is in the company of some of the most penetrating micro-theorists of the day such as paul Milgrom and John Roberts.”

在此加個說明。Milgrom 與 Roberts 都任教於 Stanford.  且都有 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 (AAAS) 資歷。The author, Andre Mas-Colell,  then was for two terms the chief editor of Econometrica, , which is the foremost journal for mathematical economics and economic theory. 

註2：“Altogether, my impression is that Professor Mo has an original way of thinking and I have much sympathy with his views and plans. I like particularly his idea of integrating cooperative game theory in the spirit of von Neumann and Morgenstern into more traditional approaches to economics”

The author, Kenneth Arrow, needs no introduction among economists.  He was the youngest American to get the Nobel prize in Economics, widely recognized as a superstar in the profession. 

註3：“I have followed Dr. Mo's work in microeconomics and game theory for more than a decade, and in my opinion he is one of the institute's foremost researchers, who in my field (which is not, I think, a small one) brings the institute more international recognition than anyone on the faculty there....I am sorry to write to you such a disturbing, blunt let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