蘋果日報專欄文章分享 (楊照專欄：我們職業外交官……)

楊照／作家

明明是個大學教授，要談要討論的是新聞引發的公共論題──台灣的外交體系出了什麼問題？──幹嘛給自己一個「我們職業外交官」的假身分？

背後的心態其實不難理解吧！應該就是覺得相較下，大學教授的身分立場，在表達這些意見上，不夠有力不夠吸引人，改換用了「我們職業外交官」，能夠吸引更多人的注意，獲取更多人的支持

那麼，假託的「我們職業外交官」身分，為什麼能有這樣的效果呢？關鍵的差異，大學教授寫的，是分析、是道理；換了假造的「我們職業外交官」身分，那麼寫的就變成了切身、激情的控訴。在這件事上，大學教授能採取的，是知識與理性的立場；然而「我們職業外交官」卻取得了和自殺身亡的大阪辦事處處長蘇啟誠同樣的「被害人」立場。

還有一項現實的差異。對於大學教授（或像我們這種專欄作家）所寫的文章，人家最容易也最方便提出的質疑就是：你批評的是事實嗎？你怎麼知道這些事的？誠實回答：從新聞媒體或其他公共訊息管道裡得來的，那就立刻招引來另一組麻煩的方便質疑：你怎麼知道那不是「假新聞」？在這樣的環境中，要規避這種質疑、批評，最好的方式顯然就是擺出一副切身的姿態──這是我親身經歷的，我得到的訊息比媒體還要內幕還要準確！

因而大學教授假造「我們職業外交官」身分這件事，凸顯了許多台灣這個社會嚴重扭曲的言論狀態。首先是理性討論空間不斷退縮，大部分人放棄、甚至厭惡抽象道理的推斷，只對訴諸於情緒的說法有興趣有反應。而在所有的情緒中，尤其是「被迫害」的情緒，在當下的台灣格外能夠引起共鳴。「我被害，所以我有話要說」，變成了最普遍最流行的一種發言型態，從商店消費、餐廳服務，一直到兩岸國際關係的總體圖像，同樣的受害抱怨與發洩，佔滿了所有的言論空間。

為什麼台灣人那麼容易被「受害者」控訴牽動？為什麼那麼多人幾乎隨時都準備將自己的情緒投射到「受害者」的同情與支持上去發洩，只要是「受害者」的控訴，幾乎就都立刻在網路上得到快速的擴散轉發，不必經過思考、更不會停下來尋找對證？究竟是什麼樣的力量塑造了這樣的集體心理呢？

剛開始的時候，那些在日本關西機場遭遇颱風的台灣觀光客是「受害者」，因而社會集體立刻一面倒聲援他們大罵大阪辦事處；等到蘇啟誠自殺了，突然他成了新的「受害者」，換成一面倒支持他和「職業外交官」。很多後來轉發「誰殺了外交官」文章的，也就是原來積極轉發痛罵謝長廷和大阪辦事處文章的人啊！

好吧，你可以說這些人被「假新聞」給矇騙了，才會出現這樣的態度逆轉。於是大家每個人又都成為「假新聞」的「受害者」所以可以安心原諒自己了？那又怎麼能怪大學教授要去假裝被害的「職業外交官」，結果製造出更多更荒唐的外交假訊息來？

台灣怎麼變成如此激動而理盲的社會，因而對訊息與新聞失去了基本的冷靜判斷能力，讓自己身陷入「假訊息」、「假新聞」的溫床中？似乎是比「誰殺了外交官」更需要答案的大問題吧！